刚看完《陆犯焉识》，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感谢这段时光里陪伴着我的陆焉识、邓指、婉喻、丹珏，以及一些我已经开始遗忘的人。

最让我难忘的，是婉喻失忆后的懵懂、掩饰和爆发，她是一种可以“在沉默中爆发”又“在沉默中灭亡”的女人，婉喻这一生，总让我觉着，她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起初是为着焉识，后来为了孩子，活到最后，亦只为焉识而活着，可若是换个角度想，她也是为着自己活着的，为着自己的爱。幸而这份爱，在焉识入狱后得到了反馈:“我回来就是为了婉喻”，那便够了。

妻子悄悄问：“他回来了吗？”

丈夫于是明白了，她打听的是她一直等的那个人，虽然她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叫陆焉识。

“回来了。”丈夫悄悄地回答她。

“还来得及吗？”妻子又问。

“来得及的。他已经在路上了。”

“哦。路很远的。”

婉喻最后这句话是袒护她的焉识：就是焉识来不及赶到也不是他的错，是路太远。

--摘自《陆犯焉识》

我意识到自己留意的总是感性的问题和片段，总觉得这样的思维有些狭隘。

这是一个在文革时代的故事，子烨说:“现在是新社会，儿女不图继承父母的财产，至少不该让他们继承政治债务，并且是无期还清的债务，老头子早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这样一个男人，总是让我喜欢不起来，哪怕是放在这样一个“一个人有污点，全家都不清白”的时代，或许也是源于我不曾体会到子烨的难处，可也不由得为焉识伸冤：他又有什么错呢？

摘自知乎上的一个评论：“可悲的是焉识和他的孩子们到最后都没有明白他们的悲剧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过错，错的是时代，却带过了许多人的一生。”

但我在想，若是没有这过错的时代，又怎能看到他们身上的悲剧呢？